1950年,齐白石上书毛泽东恳请提高自己的薪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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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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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徐悲鸿重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 本年度徐齐两人故旧重逢过往颇多,但齐白石正式被艺专聘请却在1947年2月。

同年8月,齐白石四子齐良迟也被聘入艺专担任导师一职。 1948年,部分艺专教师合影留念中,照片中徐悲鸿、宋步云等艺专股肱,众星拱月般环绕齐白石站立,齐白石此时在校地位可见一斑。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军管会接管北京城,其对于艺专采用全部包下来的接管方式。 艺专人员的生活、业务等方面均由军管会统筹管理。

在制订了一系列相关接收政策后,军管会针对学校领导机构也做出了一定调整与部署。

首先拟暂在军管代表之外,由教授、讲师、助教和学生代表组织校务委员会以维持校务。 委员会组成在保持党的领导的原则下,有三分之一左右席位吸收有学问、有威信的中间分子教授乃至个别右翼教授参加,以便团结全体有用的教授,慢慢加以改造。

就在本年度3月份有军管会代表出席的校务会议上,出现了这样一条提案决议:“取消挂名教职员决议:现时并无挂名教职员,齐白石、张大千为中国有数之名画家,虽不授课,但可请其来指导。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在《1949年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员改定薪给名册》中,徐悲鸿的薪级维持一级不变,叶麟趾由七级上调到四级,李可染由三级调至一级,而资历比叶、李更深的齐白石,反而由一级跌至八级。 在其条目下面还标有“名誉教授不到校上课月薪教授八级”。 言外之意对于齐白石如此处理,似乎已经是给当初为他据理力争的校中支持者莫大的颜面。

但是无论如何,齐白石暂时得以保住了教职。 同年7月,同样是在校务会议上,又出现了这样一条提案决议:“齐白石先生为本校研究教授,由教授会议定每月小米九百斤可否增为一千斤。

决议:同第二条。 ”查阅第二条,其决议为“校务会议授权校长处理之”。 校务会将此事的处理权直接交给了校长。

为某个教职员工增加一点工资,这种要求并不过分。

对于一校之长按说并非难事,何况是声名卓著的徐悲鸿亲自出面。

而校务会的决议,某种程度上也等于同意了此提案。

但是,在给齐白石涨工资这件事上,徐悲鸿虽多方奔走,然而实际成效并不明显。

他在此年曾亲自致信齐白石:“前呈文化部拟每月增白石先生月薪二百斤,已来批否?待批到,此约须由院中专人送去。 告知齐先生,每月须交三尺条幅四件,请勿迁延。

本年尚须补足,因吾与文化部言明,我有责任也,悲鸿。 ”此信应写于7月份的那次校务会议之后。

从信中所述得见徐悲鸿为齐白石加薪一事可谓据理力争,同时他又不得不恳请齐白石按月为艺专补足所需画作,意在齐并非只是挂职吃空饷徒具虚名的艺专教员,以免落人话柄。 徐悲鸿如此,理应是为减少舆论压力与外界干扰。 齐白石随后是否遵从徐悲鸿所嘱不得而知,但为此事费尽周折的最终结果,确令徐悲鸿大失所望。 在艺专1949年10月的《教职员清册薪给预算》中,齐白石的薪给赫然标明为“八百二十五斤(小米)”。 翻阅同年12月的《国立美术学院教员名册》,他的月薪是“八百二十五”。 即便在1950年1月所造《中央美术学院工资表》上,齐白石的月薪依然照旧。 徐悲鸿为齐白石加薪一事虽多方奔走积极斡旋,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徐悲鸿身为一校之长,面对增加一名教员百十斤小米的薪资问题却束手无策,其内心深处的挫败感可想而知。

行事向来并不颟顸的齐白石,却于1950年的初春,做出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上书毛泽东,恳请提高自己在艺专的薪津待遇。 主席钧鉴:敬呈者,某自七岁牧牛,十□岁为木工,卅岁学作画刊印,六十岁后因乡关有兵事,避乱来北京,以卖画刊印作活计。

今已九十岁,还在人间,且欲以口服累及吾主席矣。 盖某老年丧偶,饮食起居,赖护士扶持,膝下稚子雏孙近廿口。

去岁承艺专月赠小米八百斤,当时物价低廉,且有少量刊画收入补助,故得勉强支持。 最近百物上涨,刊画更趋沉寂,仅恃艺专薪资,每月樽节为之,只能支持旬日,活计实属堪虞。 以是不揣迫切上书,乞主席按月增加津贴,籍以全我主席养老之大德。 此外,某于往年在湖南湘潭白石铺茹家冲置有田屋,田约二百余亩,住宅一进。 当时出此者,实欲于老年南归,教儿子耕种,以养某余年。 不料从抗战至今,卒无南还机会,余年几何?且儿辈均侍在京,往后决令其以劳动取食,以符主席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之旨,无须田屋。

为此,拟将上项田屋全部献给国家,以便归还人民。 上两项谨呈,某不胜待命之至。

未缘觐见,惟遥祝主席寿并河山。

敬请钧安。

齐某上书。 国立北平艺专正式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是在1950年4月1日。

从齐白石所述细节推测,这封信应写于1950年的1至3月间,在此之前齐白石与毛泽东从未晤面。

且以信中口气看来两人至少到此时也并无任何直接的过往与交谊。

信中,齐白石字斟句酌,请求毛泽东帮助改善其艺专待遇问题,并且将家乡田产全部捐出以显诚意。 湖南全省于1949年8月解放。

1950年1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在各级人民政府内设土改委员会和组织各级农协直接领导土改运动的指示》,开始在新解放区分批实行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同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才正式颁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齐白石在此年春寒未消时即已有此先见之明,其紧跟时务的眼力令人咋舌。

期望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主席能够亲自过问一名艺专教员的小米数量问题,这封信现在读来颇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

是齐白石太天真了吗?可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却证明了他的深思远虑。 1950年4月,齐白石受到高层接见。

他的工资随后涨为1000斤。

同年8月,全国工资准备会议召开,决定实行以实物为计算基础,用货币支付的工资制度,统一以“分”为全国工资计算单位。

1951年,徐悲鸿的薪给为1300斤小米,工资分为659分;江丰1200斤小米,608分;吴作人1150斤小米,583分;齐白石月薪为1000斤小米,507分,其工资分与胡一川、张仃持平。

1952年,徐悲鸿工资分为820分,江丰760分,吴作人700分;同年7月,经文化部人事处核定,调整齐白石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薪给为文艺标准特级,与徐悲鸿同为每月820分。 齐白石自1947年重被聘为艺专教授,至1952年以文艺标准特级待遇的名誉教授身份渐渐从中央美术学院隐退,是为他艺专生涯的三进三出。 历史的演进,与其说是一种会自动生成明确的指向与目标,之后所有的逻辑基本均按其规定路径所发生的过程,毋宁说是由充斥着大量细节所构成的偶然性聚合所致。 身处历史脉络中的人物,正是被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血管所连接与驱使。 齐白石栖身北京后所获得的三种角色,很大程度上正是经历这些偶然性的细节所产生的结果。

他于1903年、1917年、1919年三上北京历经波折,终以职业画家身份博得市场声名。

随后在国立北平艺专的任教经历,也可谓三进三出。

身为职业画家,北京低廉的日常消费与丰盈的鬻画收入,既保证了齐白石在面对艺专聘书时能够始终保持一种主动姿态,也促成了他数十年间得以在职业画家与艺专教授间游刃有余的角色游离。

国立北平艺专从建校至1949年间迭经波折变动,齐白石几次接受艺专聘请,却均在艺专发展较为平稳的时期。

齐白石接受教席的条件,除去对艺专校情的审时度势,更为重要的是艺专的执事者能否诚心对待于他。 因此艺专校长一职虽然屡经易手,但是齐白石也仅在林风眠、严智开、徐悲鸿等寥寥数位在任时执鞭教席。 诚如其自嘲诗所言——“铁栅三间屋,笔如农器忙。 砚田牛未歇,落日照东厢”。 齐白石自从决定北漂生涯之日起,无论是职业画家身份,抑或艺专教授角色,对其来说无非都是经营生活之道,进出艺专的超然态度即为明证。